同是诺奖演讲,莫言和杨振宁对祖国的态度截然相反

最近我在《看了莫言的演讲,我有点不屑:活该被骂》一文中,提到了大作家莫言在2002年12月8日于瑞典文学院诺贝尔奖典礼上发表的那场演讲。

也可能是诺贝尔奖得主按照惯例,都要在颁奖典礼上公开回忆他的过往经历吧,算是一个自我介绍。莫言自然是侃侃而谈。面对外国媒体,莫言用痛彻肺腑的语调回忆了他“苦大仇深”、挣扎在“人间活地狱”的一生。

从他记事开始,就是“提着家里唯一的一把热水瓶去公共食堂打开水。因为饥饿无力,失手将热水瓶打碎,我吓得要命,钻进草垛,一天没敢出来。”接着就是“我记忆中最痛苦的一件事,就是跟着母亲去集体的地里拣麦穗,看守麦田的人来了,拣麦穗的人纷纷逃跑,我母亲是小脚,跑不快,被捉住,那个身材高大的看守人扇了她一个耳光,她摇晃着身体跌倒在地,看守人没收了我们拣到的麦穗,吹着口哨扬长而去。我母亲嘴角流血,坐在地上,脸上那种绝望的神情让我终生难忘。”他说,“我十几岁时,母亲患了严重的肺病,饥饿,病痛,劳累,使我们这个家庭陷入了困境,看不到光明和希望。”再就是他们家对乞丐说“我们一年也吃不了几次饺子,一人一小碗,连半饱都吃不了!”然后就是把“军营的枯燥生活”一笔带过。

当然,免不了要介绍一番自己的作品,莫言说道:“我在写作《天堂蒜薹之歌》这类逼近社会现实的小说时,面对着的最大问题,其实不是我敢不敢对社会上的黑暗现象进行批评,而是这燃烧的激情和愤怒会让政治压倒文学,使这部小说变成一个社会事件的纪实报告。”

同是诺奖演讲,莫言和杨振宁对祖国的态度截然相反

莫言在瑞典文学院演讲

看了莫言先生的一番血泪之言,我确实很同情他的童年遭遇。真的是太惨了啊。

特别是我看到莫言在演讲中说到——“我们家生活困难,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但只要我对她提出买书买文具的要求,她总是会满足我。她是个勤劳的人,讨厌懒惰的孩子,但只要是我因为看书耽误了干活,她从来没批评过我。”——时,我突然感觉到,这真是一个很励志的故事。本来嘛,一个生活在高密乡下的少年,“家境贫寒”,吃了上顿没有下顿,最终考取了军校,当了报社的编辑,最后还站在诺贝尔奖颁奖的神圣礼堂,这多么励志啊!

按道理说,一个中国作家也好,或者其他国家的作家也好,他们在国际大奖颁奖典礼上说说自个儿的经历,这也没有什么。倒倒苦水,未尝不可,哪怕是在外国人面前。毕竟我们在改革开放之前确实比较穷嘛。这个是可以提的,在过往经历的那些贫苦日子,没有必要遮掩。但问题在于,莫言通篇洋洋洒洒讲了八千几百个字,涉及到的不是苦,就是频繁出现的“肺病”、“饥饿”,“病痛”、“劳累”、“绝望”等词汇,整个笼罩在一片愁云惨淡之中。不知道的,还以为莫言来自于非洲的某一个战乱国家。

在他的演讲中,我是非常明显地感觉到,莫言对养育自己的土地之态度,是多么的……仇恨、痛恨。在他的演讲中,提到了成名作《透明的红萝卜》,主人公是被“非人的困难”折磨得变形的“黑孩”,这个孩子已经丧失了正常人基本的生理反应,以至于手拿着烧得通红的钢铁而不叫一声,“他一把攥住钢钻,哆嗦着,左手使劲抓着屁股,不慌不忙走回来。”“手里冒出黄烟”。这妖雾弥散的非人间,就是莫言笔下一贯的景象。要么就是《生死疲劳》,连书名都来自于讲述“苦”的佛教。

同是诺奖演讲,莫言和杨振宁对祖国的态度截然相反

莫言心目中的黑孩

有些支持莫言的朋友可能会很不服气,反对我的观点,他们会说:莫言描述的是事实啊,他小时候确实过得很贫困啊。为什么不能创作成小说啊?!

姑且不论莫言说的是“事实”,姑且不论他的家人居然可以当会计、上军校,就算他真的经历了一段很苦的日子,那又怎么样?我并非是说一个作家不能写自己经历的苦,但是关键在于,在那么多写“苦”的作家之中,莫言是与众不同的。

其实莫言经历的小说中描述的“苦”,也就是最多十几岁之前的事情。自打他参了军,又幸运地保送上了军校,实际上他的生活是一直向上好转的。甚至在那个年代是很幸福的。这本已经秒杀了全国绝大多数农村人,后来又做了报社编辑,成为大家眼中很有地位,很被尊敬的“文化人”。之后,又经历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到了他获奖的2012年,生活水准早就突飞猛进,即使不算很富裕,但起码小康是没有问题的。可是,在他的所有的作品中,在他的诺贝尔奖颁奖典礼的八千几百个字的演讲中,居然全部说的是……非人间、活地狱、折磨、变态、苦难、黑暗、绝望。对于我们国家和民族已经获得的进步和未来希望,却一个字没有提。

同是诺奖演讲,莫言和杨振宁对祖国的态度截然相反

繁荣的今天

我想,如果我是一个从来没有去过中国的外国人,现在我参加了2012年的这场颁奖典礼,在听了莫言的演讲之后,我会对中国有什么样的印象?我会认为:莫言描述的是一个真实的国度,这个国度的历史贯穿始终就是在受苦,一直到了现在,也还是极苦。我甚至还要感激莫言,因为莫言用他的非凡勇气揭露了这个地方“非人间”“活地狱”的“真相”。

且看《作家莫言:我和同学、老师饿了吃煤块,越咀嚼越香》,莫言在这篇散文中说:学校里拉来一车“好煤”,“于是我们都去拿着吃。果然越嚼越香。一上课,老师在黑板上写,我们在下边嚼煤,咯咯嘣嘣一片响。老师说你们吃什么这么美味,我们一张嘴都乌黑。老师批评我们:煤怎么能吃呢?我们说:香极了,老师不信吃块试试。老师就先试探着咬了一点,品滋味,然后就咯嘣嘣地吃起来了。”就算退一万步说,世界上真的存在吃煤,也仅是极偶然和不正常的状态,万不可能如此吃得兴高采烈。但他用这样活色生香、浓墨重彩的描述,说师生们上上下下吃得堪比山珍海味,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才会做如此夸张的描写?

我认为,作家完全可以在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上回忆一番自己的苦日子,但毕竟中国不是非洲的战乱国家,与它们有本质不同。我们过去吃过苦,但早就过去了几十年。我们是可以铭记一下苦的,是为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但不能永远沉溺在苦海中不能自拔。如果一个作家,在他所有的作品中,在他的所有演讲之中,用了百分之一千、一万、十万的力气,拼命的、无休无止地怒吼:苦,苦啊,我们的日子苦啊,我们的家乡苦啊!!!——不了解真相的人会不会被他带偏?

我还认为,如果莫言站在诺贝尔奖颁奖典礼现场的时间不是2012年,而是1942年,或者到了2012年也没有过改革开放,我们的日子还和1962年一模一样,这还情有可原。毕竟那时候是真的苦。但那是2012年啊。

同是诺奖演讲,莫言和杨振宁对祖国的态度截然相反

杨振宁在诺贝尔奖颁奖现场

但即使是经历过很苦的日子的人,也不见得和莫言一样,一辈子就只会倒苦水,甚至把苦水拼命地倒到诺贝尔奖颁奖典礼这样重要的场合去。物理学家杨振宁就和他不一样。完全不一样。


与莫言一样,杨振宁也是一位诺贝尔奖得主,更早就已经扬名于四海。莫言是1955年出生,杨振宁是1922年出生。杨振宁比莫言大了整整32岁!这说明什么?说明出生于民国的杨振宁,他所经历的苦,至少不亚于莫言。莫言经历过战争之苦吗?没有。杨振宁就经历过。在杨振宁的回忆录中,1942年他考取的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四面漏风、顶棚漏雨的破屋子里念书。杨振宁他们是真的吃了上顿没下顿。而莫言最起码在部队和军校里不会挨饿。日本人的轰炸机还经常轰炸学校,杨振宁他们要冒着生命危险跑警报,请问莫言经历过这样生与死的艰险吗?

同是诺奖演讲,莫言和杨振宁对祖国的态度截然相反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被日机轰炸后的惨状

可以说,杨振宁的童年、青年时期,都是生活在一个战乱频繁、水深火热,甚至性命堪舆的地方。这个局面直到他23岁以后才稍有改观。但他还要在异国他乡遭受各种歧视,因为他是中国人,在纽约租房子都租不到,可以说受尽了屈辱。但是杨振宁因此而怨恨自己的祖国了吗?我们看看杨振宁——这个也经历过很多苦难生活的人——他在1957年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上的现场演讲。在接受诺贝尔奖牌的时候,由杨振宁代表致辞,他昂首挺胸地说道:

“今天,当我站在这里和大家谈这些事情的时候,我深深地意识到,广义来说,我是既调和又抵触的中西方文化的产物。我愿意说,我为自己的中国血统和背景而感到骄傲,同样,我为能致力于作为人类文明一部分的、源出于西方的现代科学而感到自豪。我已献身于现代科学,并将竭诚工作,为之继续奋斗。”

杨振宁为自己的中国血统和背景而感到无比骄傲。他自始至终都没有忘记“我是龙的传人”。即使后来留在美国工作,他也没有忘记自己的根在哪里。据聂华桐教授回忆,杨振宁有着“血浓于水的骨肉之情”的家国情怀。1971年,杨振宁结束访华回到美国后,他在美国诸多的城市里举行公开演讲,造成了巨大的轰动。许多美国人,因为受他的影响,开始转而对中国持友善态度,并愿意同中国亲近;一些美籍华人学者,纷纷回国探访,为祖国的科技教育事业献计献策。杨振宁经常到欧洲、南美洲、东南亚、日本等地去讲学或访问,他在报告中总是夸赞中国的进步,对当地听众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许多外国人由于杨振宁的演讲而对中国持友好的态度,愿意同中国亲近。

同是诺奖演讲,莫言和杨振宁对祖国的态度截然相反

杨振宁在为学子们演讲

三联书店总编辑李昕说杨振宁:“当然谈论…不免会涉及阴暗的方面,杨先生并不否认问题的存在,但是他对未来总是抱有信心,话语间自觉不自觉地为中国的进步和发展辩护。杨先生习惯性地为中国的进步而辩护,已经成为他性格的一个部分。”周光召也曾经给钱三强写信,在信中谈及了华裔科学家莫伟对海外华人科学家的看法:“有些人不了解中国情况,有些人有私心……只有李政道和杨振宁没有私心,热情希望把中国事情搞好。”

可以说,在1957年的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上,杨振宁抓住这宝贵的时机表达了对祖国真挚的热爱。他尽管也提到了清朝末年的苦难,但仅是一笔带过,更多的是表达了赤子之心的祝愿。在他一生中,他无数次衷心地希望祖国摆脱苦难,越来越好,从困难走向辉煌

而同样是诺贝尔奖得主,莫言的演讲词中,仅仅是一味的诉苦。在其描述中,他如同地穴中的蚂蚁,生活在一个黑暗的“非人间”,只有人性的扭曲和变态,看不见一点儿光明和希望。似乎在他的潜意识里,他为他出生在这样的国度里而发自内心地感到深深之悲哀。

我还是那句话,作家完全可以诉苦,但诉苦本不是目的。诉过去的苦,是为了吸取教训,让未来不再苦。这样的诉苦,才是有意义的。这样的作品,才能留名青史。而纵观大作家莫言一辈子的所作所为,除了苦,就是恨,大苦加大恨!他从来没有提出任何“不再苦”的解决方案,也没有透露出丝毫的人性光辉。就仅仅是倒苦水、卖惨相,纵使他获得了比天还高的巨奖,也证明不了这个作家的境界格局高到哪里去。他就是一个落后于时代的人。我们不需要仅仅会诉苦的“作家”。与时俱进,既能追忆昔日之苦,又能承认国家的进步;既能发现问题,又能给出希望,这才是一个合格、有真知的作家。

同是诺奖演讲,莫言和杨振宁对祖国的态度截然相反

杨振宁和莫言

杨振宁也是回忆过苦难的人。但与莫言不同,莫言是仅仅关心“自己在受苦”,一辈子困在小格局、小眼界、小自我的天地中,而杨振宁总是把关切点放在如何不让祖国继续受苦,放在激烈年轻人不畏艰难迎头奋进上。

2002年8月初,杨振宁慰问清华大学的国防生班全体学员,鼓励学生们不要怕吃苦,要锻炼好身体,努力地掌握现代科学知识,今后要有“雄心壮志”,与外国人一争高低。2004年11月12日,杨振宁在山东大学演讲时深情回忆了1997年7月1日,当他亲眼见证香港回归那一伟大历史时刻的激动心情,并称这是父辈知识分子梦寐以求的一天,因为“中华民族真正站起来了!”杨振宁也坦白地指出了我们国家还有诸多的难题需要解决,但他鼓励年轻的学子们说:“这些问题并不比在过去100年间中华民族所经历的巨大问题更为严重,既然100年前我们能够将问题解决,那么今天的中国,凭借内在的韧性,依然可以克服困难。


最后,我“怀疑探索者”写了一首短诗,结束该文:

苦难诚难忘,希望价更高。

身流炎黄血,良知不可抛。


作者:怀疑探索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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