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袁隆平没有什么贡献,没能喂饱中国人的肚子?纯属胡说八道

熟悉历史的读者们,如果问你们1935年发生了什么大事,你们会想起什么呢?是遵义会议?是“草地分兵”?还是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还是希特勒开始扩张势力,二战的导火索已经埋下?

有人说袁隆平没有什么贡献,没能喂饱中国人的肚子?纯属胡说八道

这些都没错,不过对于那个时代的普通中国人来说,饥饿与死亡,才是他们每天的“家长里短”,不论是父母、亲人、朋友,如同纸一样脆弱的生命随时可能被天灾、人祸轻易夺走。

1935年初,本该是万物复苏、草长莺飞的春天,却被天灾人祸搅得支离破碎。

这一年五月起,汉江流域天降暴雨,流水如柱,汉水大灾势不可挡,湖北全省皆成泽国,这一场大水对武汉的冲击,直到1998年长江的特大洪水,才再一次被学者拿出来仔细研究,因为在当时那个黑暗的年代里,可以说年年有灾、岁岁有旱。

死人?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这一年黄河、长江先后泛灾,计有灾民约2059万人,赤地千里,流民无数,民国政府对此几乎没有任何有效的应对之策,地方军阀的部队更不是现如今的人民子弟兵,甚至不少人趁机大发国难财,大赚了一笔。

因为没有饭吃,饥饿使穷人卖儿鬻女,身死异处。

古话说:大灾过后,必有大疫。

两河退水后,接踵而至的就是当时中国医疗水平完全束手无策的大规模瘟疫。落后的国民教育和地方军阀政府的低下行政效率,又使得防疫活动几乎施展不开,又是一片片哀鸿遍野,又是一处处曝尸荒野。

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

加上同年的大旱,据不完全统计(民国政府对地方基层没有多少掌握能力,只能统计个大概)当年,因灾直接死亡者超过300万人。

间接导致死亡者,流离者,不计其数。

比这更可怕的是,在过去中国两千多年封建历史中,饥饿、瘟疫、大旱,死亡,无时无刻、无处不在。

有人说袁隆平没有什么贡献,没能喂饱中国人的肚子?纯属胡说八道

仅民国年间有史可查的大旱、洪涝几乎年年都有,《1942》这部电影其实拍摄得非常含蓄、委婉。

在饥饿面前,人类的道德理智逐渐消失。

新中国成立之前,易子而食这个成语,是人们在生活中实践出的宝贵经验。

“粒粒皆辛苦”,更是前人的血的教训!

但最可怕的还是当时中国人的“心”,1922年曾在上海呆过两天,就急于离开中国的爱因斯坦这样评价中国人:

“他们勤劳、肮脏、愚钝。他们即便像马匹那样地工作,也不会让我感到他们的痛苦,他们是牲畜一样能吃苦的民族,比起人类,他们更像机器。”

爱因斯坦这样的种族主义者有自己的偏见所在,但当时民智未开的中国人的麻木不仁是不能否认的。

现在,我想问各位读者一句,如果让你们选择,你们是愿意逃离这样的国家,还是用自己不知道有没有用处的微薄力量,去为这样的国家做贡献呢?

许许多多的英雄,为这个国家,为这个国家里的人民,为了生养自己的一方热土,无所计较地奉献了终生。

比如,从中国人的字典中抹去了“饥饿”这两字,喂饱了中国人的无双国士——袁隆平。

有人说袁隆平没有什么贡献,没能喂饱中国人的肚子?纯属胡说八道

据说,1935年时,五岁的袁隆平随妈妈华静、哥哥袁隆津辗转路过汉江流域时,第一次亲眼看见饿死的人,他当时就立志不要再看见这样的事情。

由于袁老前半生史料较少(主要来源于《袁隆平口述自传》),很多网络上的详细内容已不可考,五岁的孩子会不会就立下大志,那也说不定。

但作者可以肯定的是,在旧中国的环境下,哪怕袁老出身较好(父母皆家境殷实,袁老祖父还是清朝举人),属于上流阶级,他也肯定会见到,无处不在的流民。

或许,就在他童年的那段时间里,汉口那些和他年龄相仿却嗷嗷待哺,又一无所获的小乞丐令他印象深刻;又或许,是南京城吃人不吐骨头的国民党高官们的宅邸之外,那些当街饿死的伙夫、工人令他始终难忘。

不论他当时是否就立下堪胜佛陀的宏愿——愿这世间不再有饥饿。但可以相信的是,少年时的他一定不再想看到饥饿,哪怕他此时并不知道,新中国的饥饿就将由他亲手消灭。

袁老幼年至少年再至青年,同我党的发展壮大步步契合。

十年的国共第一次内战到1937年结束,十年之后又是八年的抗战,本以为和平来了,神州大地处处是对和平的渴望,是对“联合政府”的向往。

哪知道,国民党反动派又发起了内战,又是三年多的战争。

袁老出生那一年,这片古老的土地就在战争,等袁老18岁了,已经是一个风姿绰约、潇洒帅气的成年人了,战争还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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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段时间里,他辗转多地,但成绩优秀,思维敏捷,兴趣广泛,甚至还拿了汉口男子自由泳的冠军。

次年1949年,19岁的他毕业了。

全家都在为他报考什么专业而操心,他的父亲袁兴烈时任南京侨务委员会事务科科长,毫无疑问地想让他报考南京的重点学校,自己稍加运作再加上孩子的聪明伶俐,必定能够光耀门楣。

可袁隆平做出了一个令所有人做梦都想不到的决定!

他,去了四川重庆相辉学院的农学系。

父亲曾经有些不理解,而袁隆平则把自己想学农学的原因,跟父亲说了——能不能找到办法不饿死人?

他父亲也曾经是进步的革命者,思想开明,温柔的母亲也全力支持,就这样,袁隆平就此做了一生的“庄稼汉”(袁老本人所说)。

现在总有些人,对待历史人物、对待大科学家总认为他们是完美无缺的、神圣的、高高在上的,笔者看来不然。

无论是伟人也好,圣人也好,总归落在一个“人”字上,从晚年接受采访来看,袁隆平是个幽默诙谐,爱开玩笑的人(年青人叫他“梗王”)。

在学校里,老师给他下的评语是“爱好自由、性格散漫”。

可这样的袁隆平对待学习,一丝不苟,对待身边的人,一颗真心。他读大学时,曾有一个同学被湍急的嘉陵江江水冲走,袁隆平知道后二话不说,跳下江水,游了有十几公里,寻找失踪的同学。

袁隆平对功名利禄的漠视,从年轻时就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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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袁隆平四年大学毕业时,他随手在分配表上一填“愿意在长江流域工作”,于是他就被分配到打开地图也得找十几分钟的湖南省安江农校任教了。

从重庆坐船到武汉,从武汉再坐火车到长沙,再坐一天只有两班的小汽车翻越一座大山,在车上睡一晚才能到安江。

在三尺讲台上,袁隆平一站就是十九载。

在1956年时,也就是工作了三年的袁隆平重拾了他的研究。他俄文很棒,一开始他在学校里教俄文,但他学的是遗传育种,很快就改教自己的专业了。

当时的中国农民比起民国年间来说,生活条件要好得多,但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严峻的国防压力,这重重的困难对于几乎没有工业基础的中国来说,力重千钧!

而这些苦难从普通百姓的视角来说,就两个字——粮食。

袁隆平日日夜夜和新中国的农民们呆在一起,他知道,粮食是“黄金”,粮食是“红线”,粮食是“真理”,不论何种路线、何种制度,没有粮食,无从谈起。

在当时,由于中国政治、经济、科学文化完全倒向苏联的情况下,袁隆平在大学里被传授的几乎都是苏联“米丘林—李森科”谬误的获得性遗传观念,这导致袁隆平“搞了三年,一无所获”。

科学的真理之路是一道藏在山腰的小径,它藏在千千万万条看起来貌似可以上山的路径之中。

许多人光站在山脚下就害怕了,他们望着巍峨的高山,大声嚎叫:“这么高的山,谁能爬上去啊,不可能的,不可能的。”不但如此,他们还会拖拽旁边的攀登者,让他们远离这座大山。

一小部分攀登者,突破了重重阻碍,他们选择了一条看起来可以到达山巅的道路,或盘旋崎岖,或曲径幽深,或宽敞明亮,他们无一不是天纵之才、无一不是惊才艳艳,但可惜的是,绝大部分人走到头,头发都花白了,才发现自己走的原来是条死路,只剩一声叹息。

科学研究就是同上帝掷骰子,看你能否猜到他的点数。

袁隆平此时刚刚开始攀登,在数位我国农学大家的帮助下,袁隆平重拾孟德尔杂交理论,他开始走向了山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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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在1959年之前的袁隆平做研究更多是为了自己的兴趣爱好,那见识过“三年自然灾害”的他,仿佛脱胎换骨。

种种原因导致的大饥荒蔓延开来,市民疯狂涌向农村寻找一些吃的,可农村里的粮食也不够了,某些重灾区饿死了不少人。

袁隆平也被这场“大饥荒”所席卷,西方神话中有个名词叫“天启四骑士”分别是饥荒、大旱、瘟疫、死亡。饥荒永远是第一个出场,死亡则是最后出现。

榆树叶、观音土,重灾区的地方连这两样东西都消耗殆尽。当时人发明了两蒸饭,一小杯米蒸两次能出一大锅饭,事实上吃到肚子里去,没有一点热量,只不过是看着多罢了。

袁老晚年回忆:

“刚刚吃完饭,肚子又饿了,一天到晚就想吃饭。有时候用糠来替代,越吃越饿。根本吃不饱,双脚松软无力。冬天到了晚上,睡觉烤火把脚烤热了以后,放到被窝里面,又是冰凉的,到第二天早上起来还是冰凉的。没饭吃身体就没有能量。那个日子真的很难受。”

从此袁隆平立下大志:“用毕生的精力让中国人远离饥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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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粮食产量需要方方面面的提高,农药、水利、农技、农具等等方面,而对袁隆平来说他要培育出那颗独一无二的种子。

1960年7月,他发现了一株与众不同的稻株,饱满的颗粒压低了麦穗的身子,这颗稻株给了他莫大鼓励,他大胆推测,这就是“天然杂交水稻”,他把这颗水稻的种子埋在了土里。

大家在初中时就曾学过孟德尔豌豆杂交实验,简而言之,通过一代代杂交,可以选择自己想要的植株优势,同时避免一部分缺陷。

但水稻本身雌雄同株,无法杂交,如果人为的一颗颗去除雄蕊的话,没有任何大规模推广的可能性,因此,在当时,世界主流看法非常一致——水稻绝对不可能杂交育种。

在发现这株水稻之前的袁隆平似乎走到了尽头,堵在他面前的悬崖峭壁告诉他:“你走错了,不然下山、不然回头,没有第三种可能了。”

果真如此吗?

李森科等人的结论真的是金科玉律嘛?

水稻作为中国人最主要的粮食之一,真的没有任何杂交培育良种的可能性了吗?

水稻作为陪伴了中国人上千年的粮食,种子真的不能再培优了吗?

中国人真的不能把“饥饿”从这个古老的国度中抹去吗?

不,好戏才刚刚开场。

如果世界主流学界不认为水稻可以杂交,那我就推翻世界主流;如果现在找不到,那我将穷尽一生。

袁隆平用一生实践着他的梦想,这株水稻也极大地鼓舞了他。

次年,事实证明了他的猜想,没错,这就是天然杂交稻。但是,令袁隆平始料未及的是,这株水稻的后代没有预料中的那般高产,这是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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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隆平又一股子扎进了研究的海洋。

往后的几年中,袁隆平的研究也陷入过困境,但总体上是顺利的,他找到了“天然不育雄性株”,并结出了种子,其中有四株繁殖了一到两代。

这些数据已经完完全全的可以彻底推翻“米丘林—李森科”无性杂交理论了。

1966年2月28日,袁隆平在中科院下属的《科学通报》上发表了第自己的一篇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

这篇论文可谓石破天惊。

在当时,国内已经到了特殊时期,不论是干哪行哪业的,都要谨小慎微,他的这篇论文引起了轩然大波。

还好,华国锋同志很长一段时间在湖南工作,1969年之后,更是当选了湖南省委第一书记,他坚定地支持袁隆平。在那样波诡云谲的政治环境下,给予一切可以给予的帮助。而聂帅也为袁隆平这个“年轻小伙子”提供了不少支持。

袁隆平和他的团队走遍了大江南北,阅尽了万里河山,在特殊的年代里,除了天灾,还有一些意外随时可能发生,他们都克服了。

滇南大地震里,有袁隆平团队抢救种子的身影;三亚大洪水时,有袁隆平团队紧急转移秧苗的记录。

正如同老话说的:真诚所至,金石为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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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袁隆平弟子李必湖在海南三亚的南红农场里,发现了一株野生的花粉败育不育株。辛辛苦苦寻找了数年的野生不育株出现了!这是奇迹的起点。

这株水稻被命名为“野败”,现在市面上主流的杂交稻都是它的子孙。

袁隆平团队根据这株“野败”,先后突破了许多关键性技术,终于杂交稻可以量产了。他们1975年研制成功的杂交水稻制种技术,使大面积推广杂交稻成为了可能。

杂交稻技术真的成功了。

中国人从此摆脱了“饥饿”。

袁隆平声名鹊起。不仅仅是在国内,全世界相关领域专家都知道中国有个袁隆平。

1980年10月,袁隆平赴菲律宾国际水稻研究所进行指导、合作,1982年时,他在参加一场国际水稻报告会的时候,投影仪里闪出了他的头像。

下面用英文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写着:

“Yuan Long ping,the Father of Hybrid Rice·”(袁隆平,杂交水稻之父。)

杂交水稻,为这个世界上多少人带去了维持生命的粮食?不可计数。仅东南亚、印度两地大约就是将近十亿以吃大米为主的人口,这些国家底层人民因为战乱和贫穷,是袁隆平团队及其他中国科学家研制出的杂交水稻,给了他们生的希望。

而这一切的理论基础,都是由那个爱游泳、生性散漫的“小伙子”打下的,如果没有他,可能至今杂交水稻还被认为是不可行的。

在遥远的非洲穷国马达加斯加,袁隆平团队的杂交水稻被印在了他们国家最大面额的纸币上。

而在2006年袁隆平当选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时,美国科学院院长是这样说的:

“他发明的杂交水稻技术,每年为世界解决了7000万人的吃饭问题,他为世界粮食安全作出了巨大贡献。”

袁老在生前多次说过一个梦想:

“让中国人能吃饱饭,让世界上更多人能吃饱饭,把杂交水稻传播到更多地方去。”

现在,他的梦想实现了,他也安然地回到了他最喜爱的那片大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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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岁的生日晚会上,袁老曾给母亲写了一封信:

“稻子熟了,妈妈,您能闻到吗?安江可好?那里的田埂是不是还留着熟悉的欢笑?

隔着21年的时光,我依稀看见,小孙孙牵着您的手,走过稻浪的背影;我还要告诉您,一辈子没有耕种过的母亲,稻芒划过手掌,稻草在场上堆积成垛,谷子在阳光中毕剥作响,水田在西晒下泛出橙黄的味道。这都是儿子要跟您说的话,说不完的话啊……

妈妈,稻子熟了,我想您了!”

袁老回到了深爱的母亲的怀抱了,他留下的是一个再无“饥饿”的中国,那些质疑袁隆平贡献的人,纯属胡说八道,他们没有经历过那个灾难的时代,他们不懂得历史。

尘世车马喧,独守一方地。

愿得一斛黍,消弭天下饥!

袁老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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